《科学巴别塔：西方科学语言史》：一部现代世界科学语言观念史著作&“科学巴别塔”概念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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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西方科学语言史，作者自21世纪初起开始关注科学语言史主题的研究，资料收集和写作长达15年之久。作者提出了“科学巴别塔”的概念，讲述了19世纪末至今的科学语言的历史，本书对于科学史和语言学方面的专业读者来说是一本极为珍贵的学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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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科学巴别塔：西方科学语言史》

原作名：Scientific Babe: How Science was Done Before and After Global English

作者：〔美〕迈克尔·戈尔金

译者：闫欣芳、张立和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页数：471页

开本：16开

装帧：精装

定价：88.00元

丛书名：科学文化经典译丛

ISBN：978-7-5046-9300-6

作者简介

迈克尔·戈尔金（Michael D. Gordin），1974年11月出生于美国，1996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96年起就读于哈佛大学科学史系，200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自2003年起至今，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系，现代史与当代史教授。戈尔金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主要涉及门捷列夫及元素周期表的历史进程、核武器及冷战早期的历史研究、科学与伪科学之争、俄罗斯的科学引进、俄罗斯文学与科学的关系、苏联时期的细菌战等等；近几年来，戈丁在全球科学语言史研究及爱因斯坦研究方面做出探索。
内容简介

作者提出了“科学巴别塔”的概念（“Scientific Babel”），“Babel”指的是由于讲多种语言而造成的嘈杂声。“科学巴别塔”意在指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交流、沟通最理想的状态是，拥有一种可以作为媒介语言的科学语言，但是有时候会同时存在很多种科学语言，不同的民族会用不同的语言从事科学活动，这就造成了不利于科学交流的“嘈杂声”和混乱。从这种视角上看，这本书讲的是：科学家是如何在这种有限又丰富的语言中工作的，他们是如何希望征服科学巴别塔的，以及科学巴别塔是如何消失的。

从科学语言史的视角上看，这本书讲的是从19世纪末至今的科学语言的历史，在此之前，作者专门用一章讲述了拉丁语作为科学语言从兴起到衰退的历史。书中每一章都聚焦于一种主要的科学语言（拉丁语、俄语、世界语、伊多语、德语、英语）。

编辑推荐

你一定想过，为什么一定要用英文发表科学论文？（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学英语？）英语从何时开始在科学领域，甚至在所有领域都占据了今天这样绝对主导的地位？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吗？拉丁语、法语、德语、俄语，以及在今天的人们心中地位不那么突出的小语种在科学语言的历史中曾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未来的科学将以何种语言书写？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戈尔金教授的这本《科学巴别塔》中找到答案，而这些问题也是当初吸引着我去阅读本书并将其译介给国内读者的动力。

严格来讲，这是一部关于西方科学语言史的书，戈尔金教授自21世纪初起开始关注科学语言史主题的研究，这本书的资料收集和写作长达15年之久。我们从史料的多样（特别是语言方面）和丰富可以看出本书的厚重，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书对于科学史和语言学方面的专业读者来说是一本极为珍贵的学术参考书。

目录

中文版序导言 言说科学第一章  近乎完美的过去  

罗马人的科学语言 

拉丁语是如何流行起来的

通用但并非全球化 

如何与托贝恩贝格曼交谈

拉丁语的平凡 

第二章  周期表中的语词问题

一个小错误 

让他们读德语 

所罗门的孩子

第三章  近代俄语中的化学名词命名

近代俄语的形成

斯拉夫人的国际通用语

化学命名 

教科书的翻译  

第四章  语言乌托邦

辅助语的逻辑 

沃拉普克语 

希望重燃：世界语方案的提出

辅助语代表团 

第五章  伊多语的术士  

代表：奥斯特瓦尔德 

俄狄浦斯式的语言

为了科学的伊多语  

实验的结束  

第六章  世界大战的语言阴影  

德语为了科学，反之亦然

联合抵制 

讲英语的美国 

大重组  

第七章  无法言说

希特勒的大清洗 

德国人的“褐色化”  

失去母语 

从来都不是抵制  

第八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机器

俄语科学的持续增长

苏联人如何阅读科学 

发明“科学俄语”

多斯特的神奇装置

没有赞助人

第九章  所有适合印刷的俄语 

机器翻译淘金热 

摘要期刊  

零售、批发及福利翻译 

机器翻译的退出 

占领世界 

第十章  铁幕 

联邦德国的去纳粹化 

民主德国的苏联化 

德国《化学文摘》的努力

一步险棋：《贝尔斯坦有机化学手册》

诸神的黄昏

第十一章  英语化

英语的普及程度如何 

英语何时变得不可或缺

英语化何以可能

这是好事吗 

结语 巴别塔之外 

致谢

档案列表

参考文献

索引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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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导言

言说科学

“我们为其他国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榜样，他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所写的东西会比用我们的语言写得更好。因此，英国效仿了我们；似乎已经成为拉丁语庇护所的德国，现在也开始不知不觉地放弃使用拉丁语：我毫不怀疑，瑞典人、丹麦人和俄国人不久也将追随他们的步伐，开始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写作。因此，在18世纪末之前，一位哲学家如果想要自学前人的发现，将必须记住7—8种不同的语言；而在他花了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掌握这些语言之后，还没开始自学就快要死去了。”

——让·勒朗·达朗贝尔

你能读懂这个句子，这件事平淡无奇，但也是相当大的成就。你阅读英语；但你可能会说它，也可能不说它。在某个时候，你学会了这种语言，要么是在孩童时期相对轻松地学会它，要么是在后来付出了很多努力才学会它(努力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谁，你是如何被教授的，以及你碰巧已经了解的其他语言）。本书是为两种类型的英语使用者所准备的，但从根本上讲，它不是一本关于英语的书。它是一部科学语言史，科学语言即一套用来生产和传播科学知识的语言。无论你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你的一生（到目前为止）都在有意回避科学，科学语言的历史都是你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坚定的使用单一语言的国际共同体——我们称他们为科学家，今天，他们与国际同行交流所使用的唯一语言是英语。从历史上讲，陷入单语主义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果，因为在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或多或少都是使用多种语言的。本书的目的不仅是要说明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而且要说明我们目前的状况在过去看起来是多么反常。

为了以上两个目的，我引入了脚注，这也许看起来是本书最奇怪的一个特征。除了每章开篇处的题词外，正文中的每一处引文都是用英语所写。（正如你在本章所见，题词总是以其原始语言出现，并在第一条脚注中译出。）对于任何最初以英语以外的语言撰写的引文，我在可能的情况下，都追踪到了原始引文，并将其转载于页面底部，而在文中使用了我自己的英文译文。（当我无法做到这一点时，我便使用了其他译者的译文，并明确对其表示感谢。）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完美的译者，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完美的译者。你可能确实会在某些翻译中发现错误，而这正是问题所在。每一部历史都有这些缺陷，而我想向读者们展示由于对语言的不甚了解所带来的摩擦以及他人语言的疏离性，从而使生动的翻译变得清晰可见。过去并非只发生在英语中，尽管许多历史使它看起来像是如此。脚注也使历史轨迹变得清晰可见：随着本书的展开，脚注会变得越来越少；那是因为科学中的对话已经转变为以英语进行。（脚注也很有趣。试着读一下世界语，你可能会喜欢它！)同样，我的很多原始参考资料也以不完美的外文写出。除了印刷错误的情况外，我并未对它们糟糕的拼写和语法错误加以修饰，而是加上了一句学术界经常用的“原文如此”。当然，你也可以忽略脚注，完全用英语通读全文。事实上，今天大部分的科学文本都是这样书写的。

但之前并非总是这样：科学的语言曾经是多种多样的。这是一本关于科学语言的书，我使用的是这两个词汇最直接的含义。我当然不是说有些语言在本质上比其他语言“更科学”（尽管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人这样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我对科学的定义相当狭隘，与现代英美用法一致，指的是通常被进一步明确规定为自然科学的东西。更准确地说，我关注的是相对较小的精英群体、专业科学家，该群体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国际交流，并至今在自然研究者中保持着最高的威望(我在这里排除了医学和某些应用科学，如农学，部分原因是这些从业者需要与非科学家的客户群进行交流，从而引出了非常复杂的普及问题，而这些问题仅是本书主要议题的补充。）英语中的“科学”一词的狭隘性是独特的。而在其他语言,如法语（science）、德语（Wissenschaft）或俄语（HayKa,nauka）中，都使用这一术语来概括广义的学术——包括社会科学，通常也包括人文科学。我遵循英语中的用法仅仅是出于概念的经济，尽管这些学科中语言的变化方式很有趣，并且它们表现出与“自然科学”相似的语言狭隘。自然科学（物理、生物、化学）更生动地展示了我正在研究的现象。我之所以强调这些科学，是因为它们目前几乎完全使用英语，并且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如果你对生活在一个只有一种交流语言的世界，一个没有巴别塔的世界感兴趣，你应该向自然科学家们寻求帮助。他们来自那里。

从某种层面上讲，随着诸多的学者研究自然，然后努力使他们的同事相信宇宙的精细结构，科学语言的历史被记录在了学术出版物中。而与此同时，科学语言的历史也是一个由非正式通信、会议上友好的玩笑、关于科学基础设施改造的政府报告、新闻稿、对反犹主义的抨击，以及一个孤独的夜晚在实验室中的自言自语所组成的故事。本书涉及的主题从古罗马的诗歌到与外来文明交流的尝试，从19世纪的民族主义冲突到基于计算机的机器翻译的曙光。人物阵容包括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以及（几乎）不知姓名的图书管理员、政治家和语言学家，以及为只有少部分人会说的人工语言的优点而疯狂辩护的人们——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帝国使一种语言标准化的尝试。这是一段私密又公开的历史，这一特征也适用于语言——一种我们所有人都强烈感受到，同时又与陌生人共享的东西。

这是一条真理：科学活动是用一种语言进行交流的。我的意思不仅仅是说“用语词”；我的意思是：一种由一群言说者共同使用的、特定的语言。从理论上讲，人们可以用他想用的任何一种语言来进行科学思考，做科学实验，进行科学对话。但在实践中，科学活动并不是这样进行的。科学发现通常不会用伊博语[1]、孟加拉语或波兰语传播，至少在21世纪初不会，在19世纪初也不会。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总是在一组高度受限的语言中传播。如果我们选取精英科学这一范围较小的阶层，然后看看从有记录的历史开始到现在，它向国际研究者群体传播时所使用的主导语言，我们最终得到的名单会相当有限。以在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的世界生产中占据显著比例的语言为例，我们发现了（按字母顺序排列）：阿拉伯语、（古）汉语、丹麦语、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古）希腊语、意大利语、日语、拉丁语、波斯语、俄语、梵语、瑞典语、叙利亚语和（奥斯曼）土耳其语。（我为那些被我排斥在边缘的语言道歉；即使你把它们包括进来，这份名单也不会显著增长。）在人类文化活动(如贸易、诗歌、政治，或者你能说出的任何一种活动）的领域中，没有哪一个领域像科学领域这样使用的语言如此有限。因此，真理背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本书是关于科学巴别塔中的个人经历的：科学家们是如何设法在这些有限而又丰富的语言中工作的，他们是如何希望征服它的，以及巴别塔是如何消失的。

每次你想说些什么，你想表达你内心的想法，确切地说出你的思考和感受。当然，这是一种理想；我们都经历过这种情况：笨拙的语言无法确切地表达头脑中的想法。不过，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使用母语或者最熟练的语言时，我们离这个理想最近；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以说者为中心的选择，我称之为身份认同。对于一个特定的说者而言，拥有多种不同的身份当然是可能的：用一种语言毫不费力地以父母的身份与孩子交谈，用另一种语言以妻子的身份与配偶交谈，用第三种语言在工作中以律师的身份交谈。尽管如此，在这种说话方式中，说话者注重的是在特定角色中表达自己的能力，但是，听众呢？在大多数讲话中，你会在心中有一些特定的接收者，真实的或者想象的，在场的或者不在场的。你希望对话者理解你所说的话，而这通过使用你的听众（或读者）最熟悉的语言，或者至少是你们共同擅长使用的一种语言（即语言学家所说的媒介语言）最容易实现。这个选择是以听众为中心的，我称之为交流。所有话语都在尽可能准确表达自己的同时，也在努力使他人正确地理解自己。一种单一的语言内部存在着张力—一关于这一点我不是很确定，即使是现在，我也在用一种语言来准确表达我的想法，该语言既是我的母语，也是我们已经建立的一种媒介语言——而当你在这种语言中添加语言障碍时，挑战会显著增大。

在这方面，科学话语与普通话语并无不同。今天，一种媒介语言的压倒性优势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即科学自然趋向于交流而不是身份认同，因为人们需要向科学界的同行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事实上，今天的科学就是这样运转的，这有助于解释越来越少的语言趋向带来的压力。但并不一定会趋向于只有一种科学语言，因为有一段时间，欧洲的博物学家只有一种语言——拉丁语，而他们有意识地选择放弃了它。拉丁语仍然是一种交流的语言，但是后来加入了荷兰语、英语、瑞典语、意大利语和其他一些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些特定的语言中，身份认同是被允许的。(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与不同的、更具地方性的受众的交流，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共同体在身份认同与交流之间的谱系上所处的位置在历史上是偶然的；不同的张力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被容忍，但是它们并没有消失，即使科学交流是以一种语言进行的。事实上，身份认同和交流之间的张力是所有交流的普遍特征，在科学领域，这种特征以其突出的智识创造力（身份认同）和社会组织结构（交流）而被强烈地戏剧化了，这让我们看到创造力和社会组织结构如何在语言和语言选择的领域中相互作用。然而，这种两难的困境并不是对称的。如果你是一个英语母语者，你的身份语言就等于你的交流语言；你的负担会降至最低，你只需要说你想说的话——世界各地的人都说这种语言，而不用再为学一门外语而挣扎。这是一项巨大的特权，而英语国家的人们大多对此视而不见。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将这种不对称性及其后果揭示出来。

▲图0.1  1880一2005年科学发表所用语言图，根据各类语言的科学文献占全球科学文献的百分比绘制。参见：UIrich Ammon,“Linguistic Inequality and Its Effects on Participationin Scientific Discourse and on Global Knowledge Accumulation—With a Closer Look atthe Problems of the Second-Rank Language Communities," 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 3, no. 2(2012): 333-355, on 338.

英语在今天的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甚至可以粗略地说出它所占的比重。过去几十年来，社会语言学家一直在收集世界上以不同语言出版的科学文献所占比例的数据，这些数据揭示了一种一致的模式。图0.1展示了几个显著的特征，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在关于拉丁语的介绍性章节之后——所跨越的时间与该图中绘制的时间段相同。在每一章中，我都将重点放在一种语言或一组语言上，以突出科学家们的生存体验，这些特征有的在上图中显示出来，有的则没有。从这张图最新近的结尾处开始一直往前看，我们可以揭示出这个基本被人忽视了的故事的一些要素。图中最明显和最惊人的方面是，英语从1910年的低点开始戏剧性地崛起。实际情况甚至比这张图中所显示的更具戏剧性，因为这些数据都是科学出版物的百分比——一张饼的一块，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而这张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科学出版物在这一时期呈爆炸式增长，这意味着，即使在1940一1970年，英语文献所占的比例看上去基本保持水平状态时，实际上英语文献的基数仍在呈指数级增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见证了在一个日益庞大的基础之上的显著上升：科学英语海啸之上的浪潮。在我看来，这是现代科学史上最广泛的一次变革，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历史。本书将以此为结尾，用一系列章节聚焦全球科学英语现象，以及其他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主要是法语和德语）的使用者适应这一变化的方式。在此之前，将讲述冷战时期英语国家的人们如何面对科学俄语的迅猛发展——这是图中1935—1965年的另一个突出特征。

但是，再一看会发现，这张图最有趣的一个方面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与英语无关，以及科学语言的故事如何与全球化的轨迹相关联，但又并非亦步亦趋地追随全球化的轨迹。知识与权力是盟友；它们不是李生兄弟。只需将目光向左扫过此图，就可以把英语的神话抛诸一旁，并让这些曲线的其他被遮蔽的方面（比如俄语的崛起）凸显出来。在俄语崛起之前的1910一1945年，此图的中心特征不再是英语，而是德语作为一种科学语言的显著兴衰。根据此图，德语是自1880年以来唯一一种超过英语的语言，在那个时代，一位科学家会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德语已经充分做好了主宰科学交流的准备。20世纪的故事，从全球化史的角度来看，是英语不断上升的故事，而从科学语言的角度来看，可以被更好地重新表述为德语衰落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衰落始于1933年纳粹政权出现之前，而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是，“一战”的后果在巩固科学德语的崩溃和英语的飞跃式上升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我们继续向左看，可以看到，在1880一1910年，科学出版物基本被3种语言——英语、法语和德语——所占据，三者所占比例基本相等，均徘徊在30%左右，我称之为“三巨头”。（在本书中，“三巨头”的存在只是作为一个事实来研究；我不打算追溯其出现的历史。）在整个20世纪，法语一直处于不断衰落的状态；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尽管缺乏数据），这种衰落在图中曲线显示的时间之前就开始了，而对于处在我们现代故事开始阶段的科学界的参与者来说，它似乎是稳定的。我对这个早期阶段的叙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俄语的出现。俄语在19世纪末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并成为第一种严重威胁到“三巨头”的稳定的新语言；另一种是补偿性的替代方案，即使用一种人工语言，如世界语，来取代多语言的科学交流系统（尽管从未广泛流行，但在小范围内仍然很有启发性）。而早在所有这些数据和变化之前，就有了拉丁语，这也是本书开篇所要谈及的话题。

尽管此图具有视觉上的力量，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反对对它进行最直接的解读，即认为英语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崛起。该图背后隐藏着诸多的故事，将它们揭示出来是历史的任务。此外，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注意。首先，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图中的数据信息当作是绝对的真理。这些数据来自于摘要期刊，即提供每年的科学出版物摘要索引的期刊，这些索引有助于控制信息的雪崩。（摘要期刊的历史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位名叫角田実的日本文献学家从许多摘要期刊中搜集了很多出版物并统计了各类语言出版物所占的百分比（他选择用法语发表，但发表在了一本日本期刊上），之后，德国社会语言学家、当今研究科学语言问题的领军人物乌尔里希·阿蒙以曲线图的形式将这些信息绘制了出来，并随着新信息的出现不断更新。然而，摘要期刊已经是全球科学成果的一种简化，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摘要期刊选择囊括进来的那些期刊，而这种筛选显然会让结果偏向于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例如，2007年，巴西出版了5986种科技期刊，但只有17种在《科学引文索引》中收录，因此，大多数期刊并没有出现在此类数据中。这显然影响了葡萄牙语科学文献的统计数据（尽管其中相当多的期刊可能以多种语言出版，或仅以英语出版）。摘要期刊虽然确实反映了精英科学家如何接触到其领域的前沿文献，但确实会产生一些失真，当我们观察这条曲线时，应该更多地获得一种定性的印象，而不是一个严密的结果。这种印象也是很难忽视的。

从以上内容可以明显看出，我是以一种特定但又相当日常的方式使用“语言”这个词汇的。我没有写过专业的语言学著作，但我也没有以文学的方式使用“语言”一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以隐喻的方式谈论“科学语言”：它是一种科学家使用的不同于日常语言的专业术语；或者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或者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外人很难理解。关于科学与语言的历史研究大多都涉及这种隐喻意义，其中有很多都极为严谨和迷人。然而，正是这种意义——我将称之为“话语”，在这里并不是我要讨论的对象。我所谓的语言是指英语、斯瓦希里语、韩语或俄语等这些基本形式的语言。更确切地说，我对人们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选择使用和不使用哪种语言感兴趣。我主要研究这些科学语言自1850年至今的历史（尽管我在本书开篇对拉丁语进行了必要的介绍），主要关注的地区是欧洲和北美，偶尔也会谈及世界其他地区。全部的故事显然要比这个故事大得多，并且可以将世界上所有有记录的历史囊括进来。我之所以把自己限制在这个较为狭窄的范围内是出于两个原因：智识和实践。首先，全球英语现象从那里开始，正如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有时是强制的，有时不是）的现代科学的基本制度也是从那里开始。这是限制讨论范围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使本书的规模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

第二个原因同样重要：我所了解的语言碰巧是这些起源于欧洲的语言，我无法基于自己不能阅读和理解的资料书写历史。这是对无知的坦承，在这样的书中，你不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没有它，你将缺乏一个关键的部分来理解这本书以及任何关于科学语言问题的书。为了撰写这本书，我使用了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拉丁语、世界语及其衍生语言伊多语等方面的资料。我不敢说我“了解”这些语言，因为语言能力总是一个相对的问题，而与一些语言相比（比如法语和德语），我更擅长另外一些语言（比如英语和俄语，两者都是我的母语），还有一些语言，比如拉丁语，是我为了撰写这本书而学的，并且这种学习仍在进行中。我写这段自白是为了说明几个要点，它们对后面的历史叙述有着重要影响。

首先，要知道一种语言是通过一个随着历史时间而变化的标准来衡量的。事实上，我所讨论的许多科学家都以3种或4种语言阅读和发表科学成果。难道这是一个消失了的多语言博物学家种族？当然不是。诚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语言方面比其他人更有天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词典和咨询那些更熟悉多种语言的人（就像我经常做的那样）来进行工作的。如今，科学家们希望他们的同行不仅在英语读写方面，而且在英语口语方面都能相对熟练。熟练的标准已经提高；而需要掌握的语言数量却下降了。其次，我碰巧阅读这些语言，而不是其他语言。为了撰写这本书，我选择学习拉丁语。我希望我曾有时间和精力学习日语——日语在20世纪的科学语言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或者学习荷兰语——荷兰语在17世纪和18世纪处于中心地位，又或者学习意大利语——意大利语在19世纪初期继续占据着重要地位。如果我这样做了的话，你读到的故事将会是不同的。（令我尤感到遗憾的是，在本书的叙述中对东亚的相对忽视。）少数现有的有关科学语言的研究是由那些不懂俄语的人所写的，他们的演绎看起来和我的完全不同，我更强调这种语言本身。我希望那些掌握多种语言，甚至那些对同一种语言有不同掌握程度的人们也能够讨论知识交流中的语言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多元化论述。

由于语言上的引用偏见这一似乎颇为普遍的现象，有必要提前说明这些情况。学者们过多地引用以他们最熟悉的语言所写的文献，这些语言通常是他们的母语。根据1981年的一项研究结果，美国和印度期刊中英语文献的引用率为90%，这一比例比当时科学文献中英语资料的比例（约75%）还要高。因此，引文的质量甚至相对数量并不能解释一切。类似的，法国人对法语文献的引用率为29%，德国人对德语文献的引用率为22%，日本人对日语文献的引用率为25%，苏联学者对俄语文献的引用率为67%，上述比例都比这些文献在所有文献中所占的比例要高。(例如，中文文章仅在中国被引用。）我也不例外——我的许多引文都是英语文献，而且我几乎没有引用超出我所掌握的主要语言范围之外的文献。你读到的学术研究总是受到学者语言能力的影响。承认这一点是诚实的。

这一点显得愈发重要，因为有一种非常普遍的观点认为翻译对科学来说并不重要，以至于一些研究根本没有提到语言障碍，或者认为“尽管发表所使用的语言是科学交流不可避免的一个特征，但它通常被视为背景噪音。”或者，一种相似的观点认为，科学具有统一的内容，因而无需翻译。“事实上，科学文章有一个宝贵且有趣的特征——在所有不同类别的文章中，它几乎是唯一一种可以被翻译成除原始语言之外的所有语言的那类文章，而且翻译得不仅令人满意还非常完美。”这类观点基于一种哲学假设，即科学主张代表未经过滤的世界，因此科学话语是一种“元语言”，它在每一种语言中都只获得了部分的表达，但在所有语言中都同样正确。这种信念对于我们将在本书中遇到的许多科学家来说都至关重要，但是那些每天必须在不同的科学语言之间进行翻译的人们的经历，让这种观点变得复杂起来。对于他们而言，翻译一直是令人沮丧的一个来源，而且常常导致概念上的混乱。

这种元语言观念的力量来源于科学数学化的成功。当我与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讨论这项研究时，我经常被告知，没有必要关注科学写作所使用的语言，因为科学家们仅仅通过阅读方程式，就可以弄明白发生了什么。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正确的，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即使是像化学这样明显属于“硬”科学[2]的学科，其学术论文也包含了除化学公式和数学方程式之外的更多内容。你可以读到对于化学反应的描述，对于颜色和气味的分析，还有对方法的详细描述解释。这种内容的详细性是本书之所以重点关注化学的原因之一，化学既有数学公式，也有更具描述性的科学传统，因此可以揭示出这两种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性。即使是在数学化程度很高的科学学科中，比如经典力学，仅仅一个方程式也永远无法告诉你需要知道的一切。试看一下这个简单的方程式：

M∝WgT²/l

这个方程式说了什么？如果没有更多的语境，你可以告诉我：“M”与“T”的平方成正比，与“7”成反比，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数学方程式是难以置信的强大工具，它经济地表达了详细的关系，并实现了在没有形式主义的情况下似乎不可能实现的惊人操作。但是它们也依赖于围绕在其周围的人类语言，这些语言告诉你这些变量代表什么。如果没有语境，像上面这样的方程式作为一个科学论断而言，就既不是正确的，也不是错误的。

那么，上面那个表达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特殊的公式是印度裔美国天体物理学家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对艾萨克·牛顿于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通常缩写为《原理》）第二卷中定理XIX中的命题XXIV所做的演绎。以下是《原理》中对它的表述：

“在振动中心与悬点距离相等的单摆中，物质的量是重量之比与真空中振动时间的平方比的一个复合比。”[3]

上文中的公式是对这段文字的转写，并描述了摆的运动。但是，上述这段英文文字并不是牛顿写的，而是来自伯纳德·科恩和安妮·惠特曼于1999年翻译的英文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钱德拉塞卡使用了一个更早的译本。）牛顿实际上写的是：

“摆的物体的物质的量，它们的振动的中心离悬挂点的中心等距，按照来自重量之比和在真空中振动的时间的二次比的一个复合比。”[4]

这和上面那个公式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情吗？是，但也不是。我想说的是，将数学称为一种语言是朝着话语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克服语言障碍的问题。

数学家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同样经历了身份认同与交流之间的紧张关系；语言障碍和翻译困难在历史上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与数学无关的，它们并没有因为形式主义这一安慰剂的出现而消失。今天的数学共同体和其他科学共同体一样，也因为（出版商、国际会议以及交流的迫切性）而将使用的语言压缩至只有英语。但形式主义确实有所助益，因为这种转变与更具描述性的科学中的转变相比，没有那么全面和迅速，数学家们常常为他们能够阅读以其他语言（通常是欧洲语言）发表的论文而感到自豪。在19世纪末，德语主导了数学出版物，但并非完全如此，数学家们不仅要通过阅读，还要通过授课和与国际同行交流来掌握以多种语言发表的研究成果。但是，即使是有语言天赋的数学家们也认识到，形式主义是一种消除科学巴别塔的重要工具。1909年，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在当时的世界数学中心、德国大学城哥廷根作了一系列的讲座。在最后一次讲座中，他选择放弃使用德语：

“今天我不得不讲法语，我必须为此道歉。的确，在我之前的演讲中，我使用的是德语，并且是非常糟糕的德语：你知道，讲外语，就是想在跛脚的时候走路；你必须要有拐杖；到目前为止，我的拐杖一直都是数学公式，你无法想象，对于一个不擅外语的演讲者来说，它们提供了多大的帮助。——在今晚的演讲中，我不想使用公式，我没有了拐杖，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讲法语。”[5]

我想他的大多数听众都明白这一点：语言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科学训练中。学习如何应对多种语言是科学生活的一部分，哪怕只是以被动的方式（能够听和读，但不能说或写）。这一重担的（相对）平等性和流利程度都发生了变化；但问题依然存在。当今的情况提出了明显的公平问题，即非英语国家的人必须刻苦钻研英语并流利地使用它，而英语母语者则可以在没有这种教育重担的情况下进行科学研究。在我们的故事中，公平问题会经常出现。但除此之外，这种几乎完全由一种语言或者早些时期由一小部分语言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阿尔巴尼亚语和祖鲁语甚至从来都不是科学的“次要语言”），对科学的内容有影响吗？换句话说，科学有一种特定的语言结构这件事重要吗？对于后一个问题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哲学上的，另一种是语用上的。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沃尔夫假说，它以兼职语言学家(全职是康涅狄格州的消防检查员）本杰明·李·沃尔夫的名字命名。他主张一种强烈的语言相对主义，认为我们用于思考的语言不仅形塑了我们对于现实的认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们。1940年，沃尔夫在其母校麻省理工学院创办的《科技评论》上的系列文章中阐述了他的语言“相对论”的基本原则（对物理学领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认可），即“并非所有的观察者都会被相同的物理证据引向相同的宇宙图景，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相似，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校准’”。他明确将这一极具影响力的观点置于科学家的背景下，认为人们对自然规律有相当大的共识并不奇怪，因为它们是由讲密切相关的语言的个人建立起来的，这些语言即法语、英语和德语，它们就像科学语言拉丁语一样，都是印欧语系的成员。沃尔夫认为一个人的母语提供了她看待世界的范畴，因此，讲不同语言的人有着不同的观念，比如讲拉丁语和霍皮语的人对时间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产生不同的物理概念。告诉我你说的什么，我就会告诉你你在想什么。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以印欧语系为母语——即使是在沃尔夫写这些文章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科学界的共识呢？不用担心，对于沃尔夫而言：“现代中国或土耳其科学家使用与西方科学家意义相同的术语来描述世界，这只意味着他们只是接收了整个西方的合理化体系，而不是从自己的观察位置上证实了这个体系。”沃尔夫的观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其依据（例如，解析颜色的不同方式）也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尽管如此，假如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即使是在有限的程度上，那么，人们可能会担心，科学语言的减少导致了概念广度的相应减少。我不知道这场争论的结果；我只注意到，这场争论本身是我们历史上一个新兴的部分，并且激发了许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热情，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遇见他们。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会反复看到一些科学家认为发表语言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情况，这就引出了科学语言的选择之所以重要的第二种方式。在英语几乎在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之前，选择用一种特定的语言发表总是有可能让人无法理解你的意思，因为你的同行无法（或者不愿）阅读这个作品。语言障碍可以理解为一种摩擦，无论它是否改变了科学的内容（正如沃尔夫所说的那样），毫无疑问，语言摩擦塑造了科学家在现实世界中的工作方式。在开始讲述拉丁语的变位[6]之前，了解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将很有助益，从而说明如果从科学语言的角度来看，科学史上有多少老生常谈的事件会呈现出不同的基调。本着这种精神，请允许我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个最典型的场景：18世纪末的化学革命。在科学史上，很少有比这个事件更经常从语言的视角来讨论的话题了，它讲的是：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法国人安托万·拉瓦锡建立了化学中的氧化学说，并推翻了英国人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燃素说。这项研究充分使用了隐喻意义上的语言概念。

化学革命的基本事件很适合这种分析。从1770年左右开始，普里斯特利和拉瓦锡都对占统治地位的燃烧理论感到不满，该理论认为燃烧是基于一种叫作燃素的物质。几十年来，燃烧被定义为燃素离开物质：当所有燃素都离开时，木头便停止燃烧；某些气体，特别是“固定空气”(我们现在称之为二氧化碳），会让火焰熄灭，因为这些气体不能吸收更多的燃素。这是一个极好的定性理论，而且提供了一个关于酸度和颜色的理论，但它存在数量问题——燃烧后的物质似乎比其原材料还要重，这意味着燃素可能具有“负重量”。除此之外，还有化学操作中释放出的“空气”(拉瓦锡称之为“气体”）不断增加等方面的困难。普里斯特里试图改革燃素学说来解释这些异议；拉瓦锡则整个否定了这个学说。对他来说，燃烧不是燃素的释放，而是与一种来自周围空气的新气体的结合，他称之为“氧气”。鉴于每个人都听说过氧，而燃素只存在于科学史家的趣闻中，你可以猜到谁赢了。对拉瓦锡来说，这是方法的胜利，而这种方法不过是话语而已：“因此，一种分析方法是一种语言，一种语言是一种分析方法，这两种表达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义的。”[7]如果我们通过追踪这场争论所使用的语言来考察这场争论，也就是说，讨论一个主要用法语工作的人和一个用英语撰写其重要作品的人之间的分歧，我们会学到什么？

在18世纪，法语常常被认为是包括自然哲学在内的智识生活的中心语言。全欧洲的知识分子要么阅读法语，要么津津有味地阅读法语文献的方言译本，或者这两者都不行的话，就阅读法语文献的拉丁文译本。法语作为一种地方语言的兴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似乎可以追溯至9世纪之前，尽管古法语开始以巴黎方言为中心，逐渐达到近代标准并稳定下来，但只有在12世纪一直到17世纪——也就是太阳王[8]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一个不容改变的完美法语的强大神话才成为现实。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敕令[9]，于是受迫害的新教胡格诺派教徒散播欧洲各地，颇负声望的法语也随之散播开来。1714年的《拉斯塔特条约》[10]开始将法语奉为国际外交的主导语言，甚至在讲日耳曼语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国中也是如此，这一转变通过1763年签订的《胡贝图斯堡条约》[11]完成，当时法语文本优先于拉丁语文本。这些著名的里程碑事件证明了这门巴黎语言的重要和威望。

法语在智识生活中无处不在，以至于柏林普鲁士科学院的工作语言使用了法语，而且，在宣传法语作为唯一适用于学术交流的语言方面，普鲁士科学院也发挥了核心作用，关于这一点最显著的体现是它于1783年举办的有奖征文比赛。比赛征集论文来回答以下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问题最初是用拉丁语提出的，但最常用的是法语形式）：

是什么让法语成为通用的语言？

——为什么它值得拥有这一特权？

——可以认为它会一直如此吗？[12]

征文比赛的最终获奖者是里瓦罗尔伯爵和约翰·克里斯托夫·施瓦布二人。里瓦罗尔写了一篇文章，该文现在被誉为法语文章风格的丰碑，施瓦布在征文比赛中的回答最初是以德语提交的，但是流传更广的是1803年由丹尼斯·罗伯洛特翻译的法语译本。他们两人都呼应了长期以来启蒙运动的观点，即法语的主导地位不仅是巴黎政治权力的一种结果，也是法语清晰性的一种逻辑推衍的结果。对于里瓦罗尔来说，

“我们的语言与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区别在于句子的顺序和结构。句子的顺序必须总是直接的和清晰的。法语首先确定话语的主体，然后确定动词，也就是动作，最后确定这一动作的客体：这是常识。……法语语法是不易变更的。这种令人钦佩的清晰性是我们的语言的永恒基础。不清晰的语言不是法语；不清晰的语言依旧是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或拉丁语。”[13]

而对施瓦布来说，在向他的德国同胞发表讲话时，情况也很相似：

“因此，我要说：我们不仅不应该嫉妒那个法语帝国，而且还应该把我们的愿望和努力结合起来，从而使法语成为通用的语言。欧洲人之间在各个方面形成的广泛联系为他们提供了绝对必要的通用交流工具。拉丁语已经死了，它不可能成为这种通用工具。法国人的语言因其优点而成为这种[工具]；因此，让它保持其通用性。”[14]

这些引文与20世纪初关于德语和21世纪初关于英语的评论非常相似。对于母语者来说，没有哪种语言比他们自己的语言更明晰。从这些关于法语的普遍性的赞歌中很难猜到，在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期间，亨利·格雷瓜尔估计在法国89个部门中，法语只在其中15个部门占据主导地位，除法语外，法国也在使用德语、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欧西坦语、普罗旺斯语以及其他方言。事实上，大革命早期的一次伟大的运动是为了使法语在法国普及。

在另一场革命，即化学革命发生的那一刻，法语同时被吹捧为一种通用的学术语言，但并不完全如此。我们知道普里斯特里对法语理解得相当好，他能够及时了解巴黎的反燃素论者用法语和拉丁语发表的出版物。（为了了解中欧的科学文献，普里斯特利还学习了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我们现在称之为德语的“高地荷兰语”。）新的化学杂志《化学和物理年鉴》只接受以法语提交的论文，而这位英国人只能以这种形式阅读它。（早期的翻译工作因缺乏兴趣而失败了。）我们也知道，尽管拉瓦锡在古典语言方面有着很好的基础，但他不懂英语。作为一个以通用语言为母语的人，他认为没有必要学习海峡对岸那种笨拙的语言，因为在他的作品没有以英语出版的情况下，英国人必然会阅读以他的母语出版的作品。这种与语言的主导地位相伴而来的孤立性是一种常见的历史模式，我们会多次遇到它。

尽管如此，拉瓦锡知道英国的“气动化学家们”正在发现新的“空气”，并且他们对燃素观念的修改对于他自己的燃烧理论来说至关重要。拉瓦锡是怎么知道英国人在做什么的？答案是：通过翻译和通晓多种语言的合作者。科学中的语言障碍在消失之前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克服。拉瓦锡通过德国人约翰·特奥多尔·埃勒1746年以法语发表在《柏林科学院回忆录》上的一篇关于元素的文章中了解到了史蒂芬·黑尔斯1727年以英语发表的气动化学实验。也就是说，在黑尔斯的文章发表了20年后，拉瓦锡才偶然发现了它。拉瓦锡最终在著名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伯爵1735年的译本中读到了黑尔斯的作品。翻译会让事情变慢。不过，他很快了解到了普里斯特利的工作。他是从自称为情报员的巡回雇员那里听说的。让-亚森特·德·麦哲伦偶然发现普里斯特利的英文出版物中谈到，新发现了一种叫作“脱燃素气体”[15]的东西。脱燃素气体是一种非常有助于燃烧的令人振奋的气体，我们现在称之为氧气。德·麦哲伦很快用法语编写了一份长篇摘要，并与原文一起转寄给了皇家商务局局长特吕代纳·德·蒙蒂格尼，后者是一位业余科学家，他给了德·麦哲伦一些报酬，同时将这些笔记交给了拉瓦锡，拉瓦锡于1772年7月18日向法国科学院宣读了这项研究。普里斯特利作品的译本于次年出版。1774年10月，普里斯特利本人前往法国旅行，1775年，他的《几种气体的实验和观察》由雅克·吉伯林翻译出版，其中包含了关于脱燃素气体的判决性实验。拉瓦锡从来不需要改变他的母语。

普里斯特利的爱尔兰同事理查德·柯万在氧化学家面前为燃素说进行了辩护。柯万以传统的方式——即通过阅读那些法国人的法语原作——了解了他们的观点。1787年，他出版了《论燃素和酸的组成》[16]，这是那十年来最精致的化学专著之一，也是为普里斯特利改进后的燃素说进行的最后一次重要辩护。拉瓦锡及其同伴不得不对此作出回应，但是如何回应呢？他们看不懂这部著作。于是，拉瓦锡便向他的妻子玛丽-安妮·皮埃雷特·波尔兹求助，后者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而学习英语的。仅仅1年后，由波尔兹翻译的法文版《论燃素》就出版了，其中包含了由她的丈夫及其同事撰写的用于剖析和反驳柯万论点的大量注释和评论。(她得到了皮卡德夫人的帮助，此人是拉瓦锡的同事、化学家路易-伯纳德·吉东·德莫尔沃的助手兼情妇。）波尔兹在一篇未署名的序言中指出，挑战是艰巨的：

“如果与柯万论战的法国化学家们推翻了他的异议，或许人们就会得出结论说：这些异议的提出是毫无根据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决定翻译《论燃素》一书：我们试图根据语言的差异性将其逐字逐句地翻译并以最清晰、最精确的方式表达出来，用柯万先生的话说是：科学问题所要求的极度精确性需要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也极为严格。”[17]

1789年，这一法文译本又被翻译成了英文，并附有反燃素论者的评论。柯万并没有被说服，但他退出了这场论战。此后，普里斯特利成了他自己修订的燃素化学的唯一捍卫者，而拉瓦锡的学说及其化学命名法被翻译出来并在欧洲各地传播（尽管仍然存在许多语言障碍）。

当然，化学革命的核心是燃烧的概念问题，在上述的简短故事中，没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一点。但如果我们注意到科学的巴别塔以及从英语翻译成法语，而不是从法语翻译成英语的需要所带来的摩擦和不对称(这一切都发生在法语作为一种通用语言的文化地位既被视为理所当然却又并不稳固的时刻——即使在法国也是如此），我们就必须要关注时机、社会地位、文献检索工作和不同文化间的沟通障碍等问题。这样一些小的磕绊，回溯和反思是本书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本书关注的不是大规模的人口和地缘政治变革，而是个体科学家们的职业生涯和看法，他们努力在一个多语言的世界中理解他人，同时也让他人理解自己。

上述故事是化学革命的缩影，通过阅读它也引出了最重要的那门科学，这门科学将在本书接下来的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驾驭从过去几个世纪的科学史中挑选出来的大量语言、翻译和反译的案例，我强调了化学科学，尽管我并未完全局限于此，当数学、植物学和物理学的故事可以用于阐释一些观点时，我也非常乐意引用它们。化学之所以为科学语言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入口，有3个原因。第一，正如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自18世纪近代化学开始建立以来，化学就和语言明显地交织在一起，这是因为化学是一门描述、分类和命名的科学，同时它也是一门关于试管、移液管和本生灯的科学。化学家们关心给事物取什么名称，以及如何使这些名称在人类的语言中协调一致。第二，化学有其自己的公式，它们建立于19世纪初，并且凸显了化学符号的普遍性和个体化学家的语言多样性之间的紧张关系。[50]第三是纯粹出于数字方面的考虑：化学是19-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一门科学，它涵盖了从生物制药到染料到武器再到量子理论的各个领域。科学的规模越大，其涵盖的范围就越广，科学的巴别塔就越明显。当然，在这些问题上还有其他的历史可以书写。而现在，我将从这里开始。

“这里”确切说来是哪里呢?本书的核心内容追溯了1850年前后英语、法语和德语三种语言形成稳固的三足鼎立之势的故事（至于这种局面如何形成，我并未讨论，这是另外一段历史），然后沿着科学语言图表（图0.1）中的时间轴一直向前，经过几十年，直至现在。书中的每一章都聚焦于一种主要的语言（俄语、世界语、伊多语、德语、英语），但也并非完全如此，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如何利用该语言与其竞争者进行对话，并根据其他语言的不足来形塑自己的语言，我们就无法理解任何一种语言的历史。某些角色跨越了几章的内容，而有些角色则只是简要地提及。一些情节或主题会在几章中都有所涉及，我在看起来最合适的地方对它们进行了阐述。在此过程中，每一章在思考科学语言时都提出了一个不同的中心问题：从翻译到出版，从计算机化到移民，从使一种新的科学语言标准化到试图保护一种古老的科学语言免遭灭绝。或许我们很难像倡导者那样对这些试图超越科学的巴别塔困境的实验充满希望，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它们的结果。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参与其中的人们并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他们只知道事情从哪里开始——从他们西方或欧洲的科学传统中开始。因此，本书将从他们认为应该开始的地方开始，即通用拉丁语的梦想。

【注释】[1] 译者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伊博人使用的语言。

[2] 译者注：硬科学一般指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比如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软科学”相对。

[3] "In simple pendulums whose centers of oscillation are equally distant from the center of suspension,the quantities of matter are in a ratio compoun ded of the ratio of the weights and the squared ratio of the times of oscillation in a vacuum."

[4] Quantitates materiae in corporibus funependulis, quorum centra oscillationum a centro suspensionis aequaliter distant, sunt in ratione composita ex ratione ponderum & ratione duplicata temporum oscillationum in vacuo.这段话的中文译文采用了赵振江版《原理》的译法，参见：（英）牛顿著；赵振江译.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67.

[5] * "Aujourd'hui, je suis obligé de parler français, et il faut que je m'en excuse. Il est vrai que dans mes précédentes conférences je me suis exprimé en allemand, en un très mauvais allemand: parler les langues étrangères, voyez-vous, c'est vouloir marcher lorsqu'on est boiteux; il est nécessaire d'avoir des béquilles; mes béquilles, c'étaient jusqu'ici les formules mathématiques et vous ne sauriez vous imaginer quel appui elles sont pour un orateur qui ne se sent pas très solide. -Dans la conférence de ce soir, je ne veux pas user de formules, je suis sans béquilles, et c'est pourquoi je dois parler français."

[6] 译者注：变位，英文为conjugations，变位是指动词根据人称、数、性、时态、体、式的不同而产生的词形变化。变位是语法学中属于动词的特有范畴。

[7] * Ainsi une méthode analytique est une langue; une langue est une méthode analytique, et ces deux expressions sont, dans un certain sens, synonymes."

[8] 译者注：“太阳王”指路易十四，法语为“le roi soleil”。《太阳王》是一部描述法王路易十四爱情与生活的音乐剧。

[9] 译者注：南特敕令：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1598年4月13日签署颁布的一条敕令。这条敕令承认了法国国内胡格诺派的信仰自由，并在法律上享有和公民同等的权利。这条敕令也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份有关宗教宽容的敕令。但是，路易十四却在1685年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宣布基督新教为非法，南特敕令因此被废除。

[10] 译者注：《拉斯塔特条约》是1714年3月7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与法兰西王国路易十四签订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讲和条约。

[11] 译者注：1763年2月15日普鲁士与奥地利、萨克森在萨克森境内的胡贝图斯堡签订《胡贝图斯堡条约》，该条约与五天前签署的《巴黎条约》一起，标志着七年战争的结束。

[12] Qu'est–ce qui a rendu la langue française universelle?

-Pourquoi mérite-t-elle cette prérogative?

-Est-il à présumer qu'elle la conserve?"

[13] "Ce qui distingue notre langue des langu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c'est l'ordre et la construction de la phrase. Cet ordre doit toujours être direct et nécessairement clair. Le français nomme d'abord le sujet du discours, ensuite le verbe qui est l'action, et enfin l'objet de cette action: voilà ce qui constitue le sens commun. [ .….] [L ] a syntaxe française est incorruptible. C'est de là que résulte cette admirable clarté, base éternelle de notre langue. Ce qui n'est pas clair n'est pas français; ce qui n'est pas clair est encore anglais, italien, grec ou latin."

[14] "Je dis donc: non–seulement nous ne devons pas être jaloux de l'empire de la langue françoise, mais nous devons réunir nos vœux et nos efforts, pour qu'elle devienne universelle. Les liaisons étendues qui se sont formées de tous côtés, entre les Européens, leur rendent un instrument universel de communication absolument nécessaire. La langue latine est une langue morte, elle ne peut être cet instrument universel. C'est par son mérite que celle des François l'est devenu; qu'elle conserve donc son universalité."

[15] 译者注：也译作“脱燃素空气”。

[16] 译者注：全名为：An essay on phlogiston,and the constitution of acids.

[17] * "Si les Chimistes François qu'il a combattus détruisent ses objections, peut-être sera–t–on en droit de conclurre qu'il n'y en a pas de solides à leur faire? C'est principalement d'après cette dernière considération, qu'on s'est déterminé à entreprendre la Traduction de l'Essai sur le Phlogistique: on s'est appliqué à la rendre aussi littérale que la différence des langues a pu le permettre, & à exprimer, de la manière la plus claire & la plus précise, les idées de M. Kirwan: l'extrême exactitude qu'exigent les matières scientifiques, oblige à la plus grande sévérité dans le choix des expressions."

03—

精彩文摘

近乎完美的过去

“我也没有忘记，希腊人令人难解的发现很难用拉丁文阐明，主要是因为，由于语言的贫乏和事物的新奇，人们必须创造许多新的词汇……”[1]——卢克莱修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所有的语言都是想象出来的。这可能听起来很荒谬：你每天都在使用语言；我现在就在使用语言把这些词汇按顺序排列起来，以便传达意思。哪里是虚构的？但我并没有说是“虚构的”（“imaginary”），我说的是“想象出来的”（“imagined”）。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东西——斯瓦希里语、蒙古语、泰语、英语，并不是存在于世界上的物体，就像一块特殊的石头或者一座特定的黄色隔板屋那样。在我们周围，语言在流动（口头的、书面的、手势的），我们用这些语言与他人交流。有时候，交流会失败。如果你不懂泰卢固语，而你的邻居用泰卢固语和你说话，那么你们相互之间的可理解度为零。如果你懂俄语，而你的邻居懂乌克兰语，那么你们相互之间的可理解度就相当大了。即使你们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你们也在交流。如果你们两个都用英语，那么你们几乎可以完全理解对方。几乎，但不完全——这就是我所说的“想象出来”的本质所在。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自己的独特语言，我们自己的语汇库由我们自己的语法组成。当我们自己的一套特定的语言规则与别人的规则相吻合时，我们称之为说同一种语言。这是一种想象出来的趋同。荷兰或加拿大也可以说是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想象出来的。国家之间有边界，它有时是天然的屏障（连绵的山脉，一条深河），有时仅仅是一些公约，即由明确的约定或仅仅通过惯例划出的界限。但是，在加拿大和明尼苏达州之间的边缘地带，你站在哪一边上并不明显，除非有一位官方权威人士告诉你：这是马尼托巴省[2]。同样，在荷兰语和德语的概念边界上，存在着一系列的语言混合体，这些混合体通过正规教育被清除了。我们通常习惯性地，也是不可避免地，在语言之间划一条人为的线，并把它们分开。那个人在说英语，这个人说威尔士语；那个女人也在说英语，她刚从格拉斯哥过来（我们认为那里是英国的）。想象出来的语言同样真实，重要的是，它们如何被想象，由谁来想象。杰弗雷·乔叟[3]称之为“英语”的实体与莎士比亚、海明威或者你所谓的“英语”并不相同。“科学语言”是进行科学研究时使用的一种特定语言的特定形式，或者是科学研究中使用的一套独特的语言。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在谈论想象出来的概念，本书的目标就是追溯这两种含义随时间而发生的历史变化及其特征：它们如何相互关联，如何分化，参与其中的语言如何增加或减少。由于这里讨论的是一部西方科学史，我们必须从最持久的科学语言的典型——拉丁语开始。几乎每一次，人们对科学语言做出论断时，他们想象的标准都是这种繁荣于两千多年前的地中海城邦的母语。从近代早期（大约在15一18世纪）到现在，西方科学史中想象拉丁语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生活在被法语、荷兰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等多种学术语言包围的世界里的人们，往往把拉丁语想象成一个失乐园，一个巴别塔降临前全世界团结一致的时刻，或者想象成一种人为的束缚，如果没有它，欧洲的情况会更好。然而，本书的读者并不生活在这样一个多语言的世界里；对你来说，科学几乎都是用英语进行的。英语的当代地位改变了我们对拉丁语的看法。如果你认为使用一种科学语言可以提高效率，增进理解，那么拒绝使用拉丁语就代表了人类的愚蠢；如果你哀叹失去了个性和异质性，那么我们又回到了失乐园，但这一次，我们的伊甸园是多语言的。英语有时被称为“通用语”——这是一个有问题的范畴，它是根据文艺复兴时期地中海复杂的贸易洋泾浜语而命名，但是这并不完全正确，英语不是洋泾浜语，它的地位也不低，它（的科学形式）也不是多变的。英语不是今天的通用语；它是我们的拉丁语。本章有双重任务。一方面，我们将追溯自古罗马（共和国和帝国）以来的拉丁语，在一支学识渊博的队伍的帮助下探索其详细的历史，这支队伍对这一古老的语言有着详尽的研究。（在众多的科学语言中，没有一种语言的研究比拉丁语更为深入和完善，我非常感谢这些学者。）我们将看到，虽然拉丁语作为学术和自然哲学，也就是英语国家自19世纪初以来所谓“科学”的前身的通用语言，确实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作用，但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它发挥这一作用的时间相对较短。拉丁语的统治始于罗马灭亡后近千年，然后在3个世纪后衰落（但不是灭绝）。“科学拉丁语”不仅开始得晚，而且寿命也比你想象的要长。与之相比，我们的第二个故事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是如何想象、赞美和指责拉丁语的，尤其是他们是如何理解科学交流中普遍性的消失的。这一章是关于科学巴别塔的诞生的：不仅涉及大量用于研究的语言的起源问题，而且会谈到多语言的科学交流是一种巴别塔—一困扰学术界的一个诅咒——这种观念的出现。我们通过想象拉丁语开始想象科学语言。罗马人的科学语言在现代英语世界里，不能假定读者懂拉丁语，甚至很少有人能忆起那些布满灰尘的被遗忘的教科书和在黑板上勤勉抄写的各种变格。因此，我们的故事必须从对拉丁语的语言特征进行一次有些抽象的考察开始，这足以理解拉丁语爱好者在其中看到的魅力，以及折磨两千年学童的痛苦和沮丧。很有可能，你在随意阅读和闲聊中会接触到一定数量的拉丁语，而且你也知道得足够多——即使你“不懂拉丁语”，也可以认出“ipsofacto”“cogito ergo sum”“ecce homo”和“carpe diem”是拉丁语，甚至还可能知道这些短语的含义。这是一种不用学习就可以想象得到的语言，因为西方传统中充斥着这种语言。拉丁语是印欧语系的一种语言，它是一种格语言，意思就是：名词和形容词通过其形式（通过屈折变化，在拉丁语中通过后缀表现出来）表明其语法功能，从而使词序比我们在英语中习惯的要自由得多（尽管有一般规律，比如更喜欢把动词置于句子或从句的末尾）。有时，一个名词是句子的主语，行为的实施者：动物吃苹果。在这里，“动物”是主格。有时，它又是行为的直接对象：男孩吃动物。在这里，“动物”是宾格。其他的关系也是有可能的，这些关系用不同的拉丁语格区分出来：属格（动物的苹果）、与格（男孩把苹果给了动物）和离格（多种可能：男孩和动物一起走；男孩从动物身边走开；男孩骑着动物去商店）。有时你甚至会看到一种呼格的用法（动物，过来！)。这一切似乎都相对简单，只需要你记住五种不同格的模式，这五种格支配着屈折变化。拉丁语词汇除了有五种不同的模式(即变格）外，还有三种性（阳性、阴性、中性），这三种性及其复数形式也都有不同的屈折变化。形容词在数、性和格上与名词一致，但有其自己的变格。然后是动词系统：拉丁语中有四类（或五类，取决于你如何计算）不同的规则动词，每一类都有六个基本时态，其中被动语态的结尾完全不同——英语中的被动语态和许多时态都与助动词连用，比如分词、动名词、丰富的虚拟语气，等等。报告别人的讲话有着完全不同的语法形式，这取决于你所报告的是命令、问题还是（最糟糕的）陈述。它极其复杂，同时也极具魅力。当然，它也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城市的语言，在广阔的罗马帝国中——包括今天的法国、英国的部分地区（一段时间）、西班牙和葡萄牙、北非、埃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在内，由参议员、奴隶、四岁的孩子和村里的文盲们所说。以一种极其复杂的结构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拉丁语，就是普通的、日常的语言，它并不比英语母语者为名词挑选前缀时轻松选择“a”“the”或者什么都不选更难掌握。[如果你试着列举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规则，你很容易会发现，这不是一件小事。那些不说带有冠词的语言（比如俄语）的人会感谢你。拉丁语也是没有冠词的。]欣赏拉丁语过去的平凡对于理解其作为古罗马的一种科学语言的地位至关重要。拉丁语最初是意大利半岛罗马城周围地区的一种地方语言，是意大利语语系的一员。随着拉丁姆[4]周边的各种方言在新大都会的聚集，拉丁语逐渐成为一种复杂而灵活的语言。到公元1世纪末时，拉丁语已经根除了除希腊语之外的意大利的所有其他本族语言，说希腊语的主要是来自希腊城邦的殖民者的后裔，他们居住在南部和附近的西西里岛上的城镇中。随着罗马共和国征服了新界，新界最终被并入帝国，拉丁语得以传播。凯尔特土著语言在伊伯尼亚半岛和高卢被消灭，最终，甚至北非的布匿语和柏柏尔语也被拉丁语取代。当然，“拉丁语”是被想象出来的。作为一种活的语言，古拉丁语展现出广泛的地域多样性，正如你在如此广阔的地理区域所期望的那样。非洲拉丁语是最有特色的，但所有形式都有着些许不同的词汇甚至句法，今天，我们可以在拉丁语分化的后代，即罗马语族中追溯这种多变性。（罗曼语族包括加泰罗尼亚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普罗旺斯语、罗马尼亚语、撒丁语、西班牙语，等等。）本书中讨论的大多数语言都坚持遵循一种书面标准，因为这是一部学者的历史，他们喜欢这样的东西。拉丁语中最常见的标准是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标准，马上就会有更多关于他的讨论。不过，首先，关于拉丁语传播的一些事情需要再仔细谈一下：拉丁语根除了除希腊语以外的所有意大利的语言。希腊语很特别。在整个地中海东部的人们同时使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几个世纪以来，希腊语一直是除罗马官方行政部门以外的一切事务的媒介语言。不仅是在东方，在罗马本地，也是如此。从共和国的鼎盛时期到帝国的崩溃，罗马的精英们都会说两种语言，这表明上层社会对古希腊城邦的艺术和学问以及马其顿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的极大钦佩。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曾把希腊语传播到南部的埃及和东部的波斯边界。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在元老院对讲希腊语的大使们讲希腊语，这预示着哈德良、安东尼努斯·皮乌斯和马库斯·奥雷利乌斯皇帝们的亲希腊主义，并且精英的孩子们从奴隶、私人教师和前往希腊的盛大旅行中学到了希腊语。希腊语是唯一一种如此受人尊敬的外语。希腊语在罗马帝国东部的特权地位代表了欧洲范围内研究时间持续最长的语言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作为一种媒介语言，它从未受到过严重威胁，尽管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地区的大多数人既不把希腊语，也不把拉丁语作为第一语言。（突然想到，亚拉姆语、科普特语和亚美尼亚语，以及其他许多语言，现在都已经消失了。)希腊语的一种特殊变体叫作“希腊共通语”，这种语言对于行政管理和做学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古希腊语是一个由不同方言构成的集合体，比如荷马式的爱奥尼亚方言或索福克勒斯[5]的雅典式阿提卡方言，但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雅典的阿提卡方言成了主导，后来它又演变成了跨地区的“希腊共通语”。这是一种东罗马帝国的语言，它于公元212年正式形成，并演变成了中世纪的拜占庭希腊语。尽管东部并不缺少说拉丁语的地区，但毫不夸张地说，希腊语对拉丁语的影响远远大于拉丁语对希腊语的影响，而且在公元前146年罗马对科林斯的洗劫[6]所象征的2世纪关系恶化之后，更是如此。“希腊共通语”将成为早期基督教的语言，但在此之前，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它长期以来一直是知识分子交流的语言。这意味着，它也是科学的语言。希腊语是哲学思辨（亚里士多德）、数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天文学（托勒密）和医学（无处不在的盖伦，以及传统上被统称为“希波克拉底”的作者群）的语言。这些学者用希腊语写作是不可否认的。同样无可辩驳的是，在这些说希腊语的(Hellenophone，从这一术语的最显著的意义上讲）学者中，有许多都是罗马人。想想托勒密和盖伦这两位2世纪的作者，他们的名字都是“克劳狄乌斯”，一个最罗马化的名字。尽管说拉丁语的人会不断哀叹希腊语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优越性——就像卢克莱修在本章的题词中所做的那样，并用希腊语创作了他们大部分的自然哲学，但是，像一些人所做的那样，宣称“罗马帝国对纯粹的科学思辨完全不感兴趣，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事实”，是不正确的。卢克莱修向我们说明了这种错误的根源：拉丁语经常被用来普及希腊作品，学习前沿的自然哲学，并将其展示给更广泛的、不那么精英的（因而不会双语的）罗马读者。宣称拉丁语不是一种科学语言的做法，将科学普及排除在了科学活动之外，而且（更糟的是），它否认了罗马人擅长的“工程”也是自然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也忽视了成为一种科学语言的障碍。当罗马人开始思考物质的性质或宇宙的运动时，几个世纪以来，作者们一直在用希腊语阐述这些主题。科学语言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大量的努力创造出来的。我们稍后将看到，要使德语或俄语能够“容纳”科学是多么困难，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科学语言的典范——拉丁语，在希腊语面前也面临着同样的障碍。西塞罗是拉丁语雄辩术的杰出典范，同时也是精通希腊学问的学者，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难题。他说：“我想用拉丁文来说明这个‘关于不朽的哲学问题’，并不是因为通过希腊语和希腊教师无法理解哲学，而是我一直认为，我们的人民比希腊人更明智地发现了一切，或者在他们认为值得努力的时候，改进了他们从希腊人那里接受的东西。”[7]改进是一种努力的行动。例如，西塞罗遇到的拉丁语中没有一个词汇可以对应“muchness”（“许多”）这个抽象概念。与希腊语类似，他对普遍存在的疑问词“quantus”（多少）进行了一些语法操作，创造出了“quantitas”这个词，它是我们英语中的“quantity”（“数量”）的词根。必须有人创造出“quantity”这个词。与“眼睛”或者“树木”相比，它显然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但是，如果没有它，科学是很难想象的。这种特殊的语言炼金术出现在西塞罗的《学院派》（[8]一书中，西塞罗与好友阿提库斯和邻居马库斯·瓦罗在他的乡村庄园里进行了一段对话。这场邂逅始于西塞罗和阿提库斯诱导瓦罗谈论他的哲学著作，但要使用拉丁语讲述。瓦罗承认，他以前从未想过要这么做，并援引了一个科学语言史中常见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因为当我看到哲学是用希腊语最详尽地阐述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这些被哲学研究所吸引的人——如果它们是从希腊学说中学习的，宁愿读希腊语也不愿读我们的语言；如果他们回避希腊人的技艺和教导，他们肯定不会关心这些主题，而没有希腊人的博学，这些主题也是无法理解的：因此，我不想写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无法理解、有学问的人也懒得读的东西。”[9]西塞罗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个说法有点道理。他反驳道：“尽管你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情况—一要么是那些有学问的人实际上更喜欢读希腊语，要么是那些不懂希腊学问的人不会读希腊语，但现在请你告诉我：你已经充分证实了你的观点了吗？恰恰相反，事实上，不懂希腊语的人会读这些作品，而那些懂希腊语的人不会蔑视他们自己的语言。那些精通希腊语的人会阅读拉丁诗文，为什么就不会阅读拉丁哲学呢？”[10]瓦罗同意配合这一语言实验。阿提库斯甚至愿意再向瓦罗做出一些退让，他说：“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拉丁词汇，可以随时使用希腊词汇。”[11]

【注释】

[1] Nec me animi fallit Graiorum obscura reperta difficile inlustrare Latinis versibus esse, multa novisverbis praesertim cum sit agendum propter egestatem linguae et rerum novitatem [ ...].

[2] 译者注：加拿大中南部的一个省。

[3] 译者注：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英国小说家、诗人,被公认为中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4] 译者注：拉丁文为：Latium。古地区名。古代拉丁人居住区，在古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东南部，今意大利中西部拉齐奥区。

[5] 译者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公元前496一前406）,克罗诺斯人，雅典三大悲剧作家之一，代表作有《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

[6] 译者注：公元前146年的科林斯战役，是罗马共和国与希腊科林斯城邦及其亚该亚同盟盟友之间的决定性交战，罗马人在战争之后彻底摧毁了科林斯。这场战役标志着希腊历史上罗马统治时期的开始。

[7] "hoc mihi Latinis litteris illustrandum putavi, non quia philosophia Graecis et litteris etdoctoribus percipi non posset, sed meum semper iudicium fuit omnia nostros aut invenisse per sesapientius quam Graecos aut accepta ab illis fecisse meliora, quae quidem digna statuissent in quibuselaborarent."

[8] 译者注：Academics，又名On Academic Skepticism(《学院派怀疑论》)，该书是西塞罗试图在古罗马普及希腊哲学的五本书中的第二本。

[9] "Nam cum philosophiam viderem diligentissime Graecis litteris explicatam, existimavi si qui denostris eius studio tenerentur, si essent Graecis doctrinis eruditi, Graeca potius quam nostra lecturos;sin a Graecorum artibus et disciplinis abhorrerent, ne haec quidem curaturos quae sine eruditione Graeca intelligi non possunt: itaque ea nolui scribere quae nec indocti intellegere possent nec doctilegere curarent.

[10] “Causam autem probabilem tu quidem adfers, aut enim Graeca legere malent qui erunt eruditi, autne haec quidem qui illa nesciunt; sed da mihi nunc— satisne probas? Immo vero et haec qui illa nonpoterunt et qui Graeca poterunt non contemnent sua. Quid enim causae est cur poëtas Latinos Graecislitteris eruditi legant philosophos non legant?

[11] quin etiam Graecis licebit utare cum voles, si te Latina forte de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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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权力》：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三帝国的德意志之路与德意志君主的抉择！
《法国史10讲》：一部日本学者笔下“独特”的法国通史！
《法国史》：一部法国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所著的法国史经典通史著作！
《法国文明史》：一部了解法国古今社会和法国民族意识的经典通史著作！
《意大利史10讲》：一部叙事明快凝练的意大利通史！《机会的捕手：安德鲁·杰克逊传》：美国首位“平民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首部中译本传记！
《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梳理当今世界纷乱来源，剖解“全球化”积累效应！
《规律简史：规律的族谱与规律的发现》：一部揭秘科学与社科规律的科普类专业著作！
《货币文化史Ⅲ：文艺复兴时期假币盛行与信任危机》：货币价值的新争议与欧洲纸币萌芽出现！
《货币文化史Ⅳ：启蒙时代货币泡沫与价值反思》：重新审视货币与西方经济新秩序雏形诞生的时代！
《货币文化史V：帝国时代殖民主义与货币大变革》：19世纪帝国时代的货币与现代社会！
《货币文化史VI：现代数字革命与货币的未来》：现代货币多元化转型与当代社会！
《1400-1900年欧洲诸帝国的法律与地理》：一部近世欧洲诸帝国基于地理形成的帝国法律空间的政治理论著作！《更大的不列颠：帝国与世界秩序的未来（1860—1900）》：构建更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共同体”的方案与实践的政治理论著作！
《和平戛然而止：通往1914年之路》：“一战”的欧洲与世界历史的转折！
《中产阶层噩梦：1870—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一部剖析美国郊区居民对他人、市场和变革的恐惧与梦魇的契约历史著作！
《双标帝国：从独立战争到反恐战争》：一部揭示美国“双标帝国”矛盾现象背后根源的革命性著作！
《猫咪秘史：从史前时期到太空时代》：一部猫咪所著的喵星人征服世界战纪！
四、中东史《两河文明三千年》：一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通史著作！《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史！
《古代西亚2000年》：一部由史料、文物与博物馆藏构筑的古代西亚2000年文明史著作！
《通天塔与空中花园：古巴比伦人的生活》：一部带你体验古巴比伦人日常生活的通俗科普读物！
《通往来世的冒险之旅：古埃及人的生活》：一部带你体验古埃及人生活点点滴滴的通俗科普读物！
《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埃及学之父”商博良揭秘法老统治下的古埃及面貌的经典著作！
《古代埃及：从原初时代到波斯征服》：美国埃及学鼻祖布雷斯特德的埃及史著作中译本首次出版！
《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一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对外传播与影响史！《中东的王国和帝国》：一部从以色列王国到波斯帝国的早期中东文明千年史！
《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简史（公元前550—前330年）》：一部美国东方学者所著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多方位研究著作！
《安息王朝兴衰记：帕提亚帝国简史》：国内首部伊朗帕提亚帝国史著作出版！
《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元素》：蒙古时代下的伊朗绘画艺术！
《书苑撷英：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中阿海上丝路交往》：一部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阿拉伯与中国交流史研究新著！
《乌鲁伯格：撒马尔罕的天文学家》：帖木儿帝国君主乌鲁伯格的学者生涯！
《伊比利亚八百年：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一部英国阿拉伯学者笔下的伊比利亚半岛伊斯兰时代史的重磅新作！
《伊朗五百年》：从萨法维王朝到现当代伊朗《天堂的颜色 : 火药帝国时代的祖母绿》：莫卧儿、奥斯曼、萨法维三大帝国的挚爱！《伊朗恺加王朝（1796-1926）政治经济学：社会、政治、经济及外交》：一部揭秘近代伊朗经济发展谜题的伊朗政治经济学著作！
《认识镜中的自我：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入门》：一部土耳其历史学家笔下的伊斯兰历史观代表作
《帝国的伙伴：革命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危机》：“西亚病夫”奥斯曼帝国的自救与抗争！
《土耳其、俄罗斯帝国与明代中国》：一部蒙古帝国衰落后 东方三大帝国的宏大比较史！《中东史》：一部美国中东史学者所著的经典中东地区通史著作最新版！
五、俄罗斯-东欧史六、南亚史《岛史》：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巴利文佛教编年史典籍中译本出版！
《大史》：斯里兰卡国宝级经典编年史文献典籍中译本出版！“古典语言丛书·语法系列”：拉丁语、梵语、巴利语的3种世界经典语法书英文影印版出版！《丝路重驿：印度的再发现》：南亚文化史学者孟昭毅先生印度研究的一部代表性文化著作！
七、东南亚史八、中国史《史前中国：从智人时代到涂山会盟》：一部基于多学科前沿成果、堪比《翦商》的远古中华史著作！《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商周革命下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中国通史》：一部我国近现代史学泰斗吕思勉所著的中国史公认必读经典著作！《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一部日本中国史学家川胜义雄先生的中国史遗稿集！《古代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一部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的经典上古中国史巨著！
《中国绘画史》：这才是中国人“美的底气”！
《中国画在西方：66幅海外馆藏珍品》：在北美五大博物馆见证中国画征服欧美的审美史！
《中国美术史》：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通史奠基扛鼎之作再版！
《<经学系传谱>校勘本》新书书讯《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兴衰》：海路绵延，千年辉映！
《南北鱼羊 : 美食历史的探寻》：一部唤起读者对美食的向往的餐盘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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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没的皇城：北京元明皇城的建筑与生活图景》：一部元明时期北京皇城建筑面貌与生活图景的重磅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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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1860-1948：私藏老照片中的北京记忆》：老北京百年社会生活旧影的生动重现！
《建构“英雄”传奇：成龙研究》：全球首部“龙叔”的英雄文化研究著作！
九、美洲史
《玛雅三千年：隐身的第五大古文明》：与四大文明并称的玛雅古文明，是怎样灭亡的？《波托西 : 改变世界的白银城市》：一座拉丁美洲传奇银矿城市的兴衰史！索飒《把我的心染棕》：在拉美大地上，寻找土豆和玉米的“祖先”！
十、人类文明史
《分子人类学基本原理与应用》：一部国内鲜见的分子人类学领域总结性著作！《人类起源与进化：一种系统视角的认识》：一部融汇多学科、多角度探讨地球生命和人类起源进化的地质学科普著作！《人类文化进化：从狩猎采集到现代文明》：一部介绍人类进化与人类文化发展间辩证关系的大众通俗读物！《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一部彭树智老先生的基于人类史与自然史相互交织的大历史观综述性著作！
《图腾艺术史》：我国著名民俗学者岑家梧先生的史前图腾艺术史著作再版！
《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一部立足于“欧亚世界史”叙事的世界史政治理论著作！
《企鹅全球史》：企鹅出版社传奇巨著“一部为新世纪写的新全球史”第六版全面增订！
《帝国、国际法与普遍历史》：一部全球视野下的政法文明和历史的学术随笔著作！
《帝国的重负：公元1539年至今》：一部“帝国”的政治概念与帝国发展史的政治理论著作！
《干草堆中的恐龙：进化论和进化模式对人类产生的深远影响》：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的知名著作再版！
《人文草木：16种植物的起源、驯化与崇拜》：一部图文丰茂的植物与人类文明小史！
《希望之书：珍·古道尔谈人类的生存、未来与行动》：你中学课本上的自然学家为你揭秘人与自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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